连载：纪念庞薰琹诞辰110周年 庞薰琹研究（二十一）

节选自孙彦著《庞薰琹丘堤论稿》

 

锦官城：自足的场阈

（一）思想的领域

成都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仅次于重庆的重要文化中心，政治局势和社会生活较为安定，并能够专注于艺术创作，所以吸引了大批的艺术家来此居住和活动，如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吴作人、潘天寿、傅抱石、庞薰琹、丘堤、刘开渠、常书鸿、吕凤子、李可染、王临乙、张书旂、关良、关山月、唐一禾、丰子恺等。这批杰出艺术家的到来，不仅造成了除重庆之外的西部美术的一个繁荣地区，而且大部分艺术家从成都出发，走向独具魅力的西部地区，完成了艺术观念和创作风格的转型。

艺术家的创作与深入交流使成都美术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整合性。以成都的美术社团为例，抗战爆发前，成都地区只有时代画会和蓉社两个美术社团；而在抗战期间，成都陆续出现了七个美术社团：成都美协、四川美协、四川漫画社、成都抗战木刻分会、现代美术会、丙戌金石书画研究会等。1941年，蓉社、成都美协和蜀艺社合并为四川美协，将成都的美术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1】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庞薰琹、丘堤一家随着四川省立艺专郫县分校迁往成都后，再次投入到了新一轮的艺术运动之中。

流寓西南，开阔了胸襟与眼界；生活的艰辛，磨练了质朴与坚韧。从1941年10月到1946年2月，庞薰琹在成都和重庆举办了四次个展，而且还参与过四次重要的群展。

庞薰琹在西南时期的第一次个展于1941年10月在四川省立图书馆举办。这是位于郫县的四川省立艺专分校被撤销并入本部后，庞薰琹迁往成都并在成都艺术界的首次露面。此次展览以江苏旅蓉同乡会常熟分会为举办单位。按照庞薰琹的性格和其纯粹绘画的艺术理想，再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对峙与独特的政治、军事环境，出一点麻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果然，展览时的油画作品《路》，内容是土豪勾结兵痞欺压人民，画面流露出反抗的情绪，被当地国民党党部认为有问题，特别军警的服饰代表何方人员模糊不清，党部告到中央军校政治部干训班，动员些学员来寻衅问罪，此事为政治部教官胡铭仁得悉，他赶快找干训班指导员解释。具体细节1998年周光祚回忆到：“胡铭仁教官随即去到展览会会场当义务接待讲解员，坐镇现场。学员还是涌到展览会会场，见他们的教师在当讲解员，风波缓缓地过去了。”【2】

庞薰琹在西南的第二次个展于1943年9月11日至12日在成都祠堂街美术家协会举办。（图1）这次展览的作品，是庞薰琹利用两年前在贵州80多个少数民族村寨调查所得的资料和回忆创作的，主要有《贵州山民图》系列以及唐代舞装白描系列作品等。《贵州山民图》系列水彩画有20幅，描写了贵州山民的生活、相亲、婚姻、街市、背柴、耕作、丧事等。唐代舞装与白描人物系列作品有数十幅。这两种题材的系列绘画展出后，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庞薰琹在西南的第三次个展于1944年10月8日在重庆中印学会举行，“庞薰琹画展”的“100余件作品描绘贵州边区一带人民生活”。【3】中印学会的地点比较偏僻，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亲自光临。按理说，部长光临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这次展览，张道藩却并不认同，还进行了公开批评。庞薰琹对此事的记忆非常深刻，他说：张道藩在会场上公开批评庞薰琹画少数民族是“有伤国体”，而且说庞薰琹“是一个不合作的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道藩是民国美术史上的风云人物，对民国时期的美术具有一定的影响。其实，张道藩和庞薰琹说来也是老朋友了，身为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张道藩，亲自光临展览会，本身就说明了他们两人之前的关系，否则，即使想“捣乱”，也没有必要亲力而为。在回忆录中，可能是为了与张道藩撇清关系，所以，庞薰琹才夸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且庞薰琹说，此次展览只有两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买了两幅小画。还说幸而在外交部工作的、庞薰琹的震旦同学孟鞠如邀请外交家顾维钧看画展，并从《贵州山民图》中选购了十幅，顾维钧说将把这十幅画赠送给英国皇家学院。【4】  

当时，重庆的文艺界的活动中心在夫子池励志社和中苏文化协会，大多数的艺术展览在这里举行，而庞薰琹在西南的第三次个展却在少受关注的中印学会举行。中印学会地点偏僻、媒体基本没有宣传、没有重要人物推介，所以，与很多有国民党元老和高官出席的展览相比，此次展览受到的关注度极小，展出效果不好也在意料之中，这也说明了庞薰琹在当时的文化中心重庆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这样的情况与庞薰琹在成都的影响力明显不同，因此，展览的关注程度也大为减弱。

庞薰琹在西南的第四次个展于1946年2月15日到17日在成都大楼举行。这是庞薰琹在抗战胜利后准备离开四川之前的一次匆忙展出。据袁韵宜说，展览的目的有二：一是向各方朋友们告别，二是筹钱作为回上海的路费。庞薰琹说：“目的想弄到一些钱回江南去，但是结果还得由郭有守为我想办法卖去两三幅画，除去广告费，裱画费，几乎余不下几个钱。”还说“这个展览会使我深深感到靠卖画为生，精神上非常痛苦。”【5】 可见展览会的糟糕情况。（图2）

虽然庞薰琹从昆明到成都完成了自己的艺术趣味和艺术风格的转变，其创作的《贵州山民图》系列作品和线描仕女人物系列作品，也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技巧和艺术境界，但是，庞薰琹仍然有不满足的地方，他说：“这几年来，油、盐、柴、米蚕食了我精神，鲸吞了我时间。我需要工作，也需要生活。我希望不再徘徊于技巧的小天地中，我深深希望能踏进思想的领域。” 显然，庞薰琹感觉到了艺术家生活的各种滋味，感觉到了时间的宝贵与紧迫，同时他的艺术思想也逐渐走向深入，不再仅仅追求绘画技巧，而是要“踏进思想的领域”。【6】此外，在艺术理论的造诣方面，庞薰琹还在罗文谟为发行人的《新艺》月刊担任特约撰稿人。【7】《新艺》月刊是抗战时期后方出版的一份重要美术期刊，为推动战时美术研究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成都美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总之，从这一时期崭新的创作形式到深刻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庞薰琹的艺术追求渐入佳境，深入到了文化的深处。

 

[1] 李孟曦：《抗战时期的成都美术》，《文史杂志》，2005年第5期，第46-47页。

[2] 周光祚：《记1942年庞薰琹教授在成都的艺事》，参见庞薰琹美术馆、常熟市庞薰琹研究会编：《艺术赤子的求索：庞薰琹研究文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36。

[3] 龙红、廖科编著：《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书画艺术年谱》，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4页。

[4] 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4页。

[5] 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98页。

[6] 庞薰琹：《自剖——为自己的展览会写的自我介绍》，成都《中央日报》，1943年9月12日。

[7] 许志浩主编：《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1911年-194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