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纪念庞薰琹诞辰110周年 庞薰琹研究（六）

节选自孙彦著《庞薰琹丘堤论稿》

 

上海：世界主义

（一）世纪之门

鸦片战争后，关闭了数百年之久的、神秘的20世纪“中国之门”被豁然打开。由此，一个位于东海之滨的小城——上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到20世纪初期，上海已经俨然成为中国，乃至东方，最为摩登的城市，西方人称之为：“东方巴黎”。但是，客观而言，除了众所周知的国家主权、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因素之外，上海的巴黎特征是极度不完整的。从表现来看，似乎只有人种的庞杂、国籍的多样、文化的多元、思想的自由、市井的繁华、生活的开放等几个层面的相似度较高，所以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魔都”、“花花世界”更为恰当。（图1）

然而，历史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上海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在经济方面，民族工商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发展，出现了大批以轻工业为主的企业以及企业家，产业阶级的人数也迅速增加；进出口贸易和海运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增长；洋行的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培养了大批的买办商人。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西方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影响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明之所以引人注目的物质基础。

在政治方面，民国建立前后，政治局势并不稳定，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除了仅在少数地区或者短时间内扫荡过之外，对中国底层社会的影响非常微弱。而上海更多感受到的是经济繁荣之下的、不完整的西方式自由。其原因可以概括如下：其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影响，中国的体制走向逐步面向西方，在文化上向西方开放。其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形式上的中国再次统一，给人一种经过长期战乱、统一国家即将强盛的希望。其三，蒋介石政府较多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倾向于精英政治策略，给社会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的空间。

此时，上海的文明状态达到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新高度，而这种文明状态主要是表现在上海的文化生态中。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社会生活，如果从市民的衣食住行和娱乐方面加以观察，有灯红酒绿的酒吧，在靡靡之音中扭动着腰肢的小姐、留学回来穿着洋装的少爷等，无不充满着迷幻的都市时尚。除了上海上层社会所享受的莺歌燕舞的生活之外，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及下层民众的生活却与上面所描述的五光十色的现代都会截然不同：“砖头摇晃的街区。在狭窄的僻路上，成群的穿著长袖黑袍的中国人，就像海底的海藻沉渣般，挤得那个地方甚为可观…”【1】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颇具独特景观的“国中之国”——上海租界，这个给予中国耻辱的独特地方，更为上海添加了显著的“西洋”色彩和神秘感。在客观上，上海租界使西方社会再现于东方国度，展现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真实情景。

毋庸置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吸纳西方文明的重要门户，而同时各种依附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副产品——生活方式——也随之进入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在生长于农业古国中的中国人看来，的确是一个摩登的时代。《世纪丹青》对此时上海的艺术繁荣情况也作了概括的描述：“20年代的画展、音乐、戏剧、舞蹈，让人目不暇接。只要浏览一下当时的报纸，就会吃惊地见到，上海人才荟萃，各种流派，各种层次的文艺作品都有其发展天地。外国文艺动态能及时报道。艺术评论十分活跃。上海文化艺术犹如熙熙攘攘的集市。”【2】 

辛亥革命前后，美术留学的人数日益增多，他们的去向主要是欧美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初到西欧时，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已在画坛取得稳固地位，学院派古典主义影响已日趋式微。在日本，以黑田清辉为代表的新进画家，已经以印象主义的艺术观念改变了日本美术教育的内容，所以留日学生在艺术上普遍倾向于印象主义以后的各流派。作为中国知识精英的一部分，有志于“再造文明”的艺术家和知识青年，意识到文化精神的守旧不变与萎靡僵滞是国势衰微的根源，迫使他们选择艺术文化的再生之路，完成与传统绘画体系迥然有别的现代形态的改变。他们的名字就像是在黑暗的艺术天空中闪烁着微光的星辰，给中国的艺术未来所带来的希望，无比珍贵。在这些闪烁着微光的星辰中，庞薰琹和丘堤就是其中两颗。

 

[1] [日]横光利一：《横光利一文集》，东京：河出书房，1977年。转引自李欧梵：《上海的世界主义》，《21世纪双月刊》，1999年8月号，总第五十四期，第47页。

[2] 章涪陵、张纫慈：《世纪丹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