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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文肇始——常熟美术馆藏温肇桐文献资料研究展学术研讨会

2015-07-26 10:15来源:常熟美术馆点击:
时间:2015年9月26日
地点:常熟美术馆报告厅
学术主持: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上半场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在这样一个周末,大家从全国各地来到常熟参加“温文肇始——常熟美术馆藏温肇桐文献资料研究展”学术研讨会。刚才我们已经见证了家属的第三次捐赠以及温肇桐故居的授牌仪式,这对于我这样的弟子来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也为我们的中秋佳节和国庆平添了很多喜气。因为特殊的原因,我和温肇桐先生、吴文雄馆长,还有常熟有着多年的渊源。温肇桐先生的这一文献资料展可以说全面地展现了温先生一生奋斗的轨迹。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常熟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及常熟美术馆为此所做出的工作。尤其是常熟美术馆的同仁以非常专业的精神精心策展和布展,使我们看到了很难得的有关一位美术史论家的完善展览,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美术史论家成长的过程以及他的社会影响。
我看了这个展览之后也非常惭愧,作为温先生带的第一批研究生中的一个,我们对温先生缺少了解,更缺少研究,而通过这个展览让我能够更了解恩师的过往。在温先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所创作的、积累的那么多学术成果让我引以傲。在一个人有限的时间长度里,实际上我们的可能性非常有限,温先生过去曾说他想做一个在业界著述最多的教授,他在完成了第三十部著作《中国绘画批评史略》的时候,和我说了这样一个心愿。虽然数字不能代表什么,但是一个人的理想,一个人的成就可能会显现在不同的方面。今天我们看到捐赠的那些作品,我看到它们被摆在案头的时候,我想一个人的一生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呈现,温先生的一生就可以用铺在桌上的那一堆著作来概括,这也是他生命长度的一个总结。
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非常完善的温先生的文献资料展时,在这方方面面的关联中让我们了解了一个美术史论家的成就。尤其在展览中,我看到有一块文字版面,讲述温先生早年想做画家,不想做美术老师,后来在他的启蒙老师沈校长的教导下安心做小学美术教育的故事。我又看到了过去的小学美术老师西装革履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也说明了民国时期文化人的精神状态跟今天相比是有差距的。所以看到温先生的那些照片,我确实有很多的感触,我们以此来反思当下的文化发展,当下的艺术教育,尤其是中小学的美术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温先生在四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中谈到国民美术教育的问题,这是在蔡元培先生思想影响下一代学人为之努力奋斗的具体表现。他们所建立的关于中国美术教育的基础、中国美术教育的事业从近代开始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我们奠定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美育的基础。应该说温先生和他同时代的人一起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自己和温先生的交往,受到温先生影响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而且从八十年代开始,温先生对常熟的工艺美术教育也有过突出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时期,虽然现在由温先生一手参与创办的常熟工艺美术职工大学已经不在了,但非常欣喜的是像中国美术学院最近建立了他们的工艺美术学院,这也说明了我们会经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其中可能会有一些反复,但在这样的反复过程中,我们会更加认识到文化发展中的规律。当工艺美术在设计的影响下,被设计的潮流所颠覆而化为泡沫的时候,我们看到工艺美术教育现在又开始重新崛起,更加关注手艺和文化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故宫《石渠宝笈》的展览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些画在过去每年都有展览,但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时候并没有掀起特别的场面,也没有排队之类的事情,为什么到今年形成这么大的社会反响,虽然很多观众未必都能看懂这些内容,但他们有这样的热情。所以,我们要看到社会的进步,看到传统文化对当下的影响。
今天,回顾温先生等老一辈艺术工作者曾经的工作,哪怕是一片纸、几本书,哪怕是过去提出的某些观点或者做出的某种事业对我们今天的滴水之恩都是难以忘怀的。因此,这个展览我希望能够在全国巡展,使温先生的影响以及他对美术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能够让更多的人知晓,这种知晓不是宣传某一个人,而是宣传一个时代,宣传我们前辈所做的工作。让后人更加了解学术需要积累,学术需要勤奋,学术需要互相支持。当然,面对温先生这样一个学术个案,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探讨相关问题。
我们的文化资源是十分有限的,我们要珍惜每一项资源,把每一个展览策划好,使之不仅仅是一个主题、一个展览,更重要的是让它能够对公众产生影响。在此我也希望吴文雄馆长能够更好地宣传这个展览,让常熟更多的公众能够了解常熟的先贤,了解他们的社会影响和做出的贡献。
下面就有请马鸿增先生第一个发言。

马鸿增(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谢谢主持人让我第一个发言。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这次展览出版的文集,发现这本文集里收集了很多有关温先生的研究论文,其中也包括我写的一篇。温肇桐先生生前曾看过我这篇文章,当时为什么我会写温肇桐先生,虽然他不是我的老师。1966年,我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毕业,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3年才给我分配工作,分配后我就在江苏工作。而在江苏我第一个认识的人就是温肇桐先生。因为我们等待分配的一批人,从北京来的艺术院校学生正好都分配在南京艺术学院,当时我觉得无事可做,就想写文章。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了五年,很想做点事,当时刚刚在马王堆发现了汉代的帛画,我非常感兴趣,就想去研究帛画的具体内容及其形象考证。然后就想到去图书馆找些资料,而这个时候温肇桐先生受政治运动影响,被安排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图书馆。当时我不认识温先生,就聊了起来,我说我要查这方面的资料,他一听是中央美院的就很感兴趣,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人来研究这些东西,所以他主动给我推荐了一些资料及研究方法。因为我知道中央美院的教学方法和“俞剑华学派”的教学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汲取了温肇桐先生给我的经验,很快进入到和考证有关的资料性挖掘领域,这对我来说是个新的体会。温先生比我大三十一岁,但从此以后,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温先生对于我们请教的问题有问必答。包括他退休回到故乡以后,我和他的通信也比较多,我曾在1984年黄公望纪念活动的时候,到他家里拜访过他。
今天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东西,我感到很庆幸。我在他家中时就看到过这些东西,他所有的出版著作都井井有条地摆在几个箱子里。他是搞研究工作的,留存的各种档案资料都很罕见,所以通过这次展览可以更加加深对他的认识。
我觉得温肇桐先生是二十世纪以来进行中国美术史学、美术批评史和美术教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二十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和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一样,中外文化的碰撞,古今传统的碰撞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美术创作和美术研究同时进入到现代学术研究的范畴。
我曾经问过温先生一个人在南京,会不会觉得太清苦?他却说一个人可以集中精力做学问。所以他一直到晚年,仍然年复一年地奋斗,做了很多事情。当时他还给我来了一封信,他说:“我白内障加重,想在看不见之前力争再写点东西。”他最后只是希望还能写点东西。他写的东西,我做了一个比较粗略的梳理。温先生涉及的领域很宽广,这和他学识丰厚、见闻广阔有很大关系。他的绘画史论研究结合起来大致分为四类:一、对历代名画家的专题研究。比如元代四大家,明清时代各大画家,出版了很多画家专著。二、对历代名画的研究。比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等。三、对古代画论的研究。画论的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对古代的画论进行现代汉语的注释,同时加上评述;还有一种是美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的梳理。例如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绘画批评史略》。四、对具有资料性的,美术类目和工具书的整理。这是“俞剑华学派”所擅长的,也是贡献最大的领域。温肇桐先生和俞剑华是同道的关系,不是师从关系。资料工作是研究的基础,有价值的理论都要有大量可靠的资料来作为依据。我们好多急功近利的人往往对此不屑一顾,行文空泛经不起推敲,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而温肇桐先生非常重视资料的重要性。回顾我本人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受到“俞剑华学派”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温肇桐先生的《中国绘画批评史略》并不厚,我们拿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能觉得太简单,但现在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在拓荒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研究的年代里,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现在有的人写文章,动不动就几万字,温肇桐先生的文章就是几千字,顶多五、六万字,已经是很厚的一本书了。这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不容易的。历史总在演化,但是没有他的奠基贡献,我们后来的人是不可能产生新的成果的。《中国绘画批评史略》试图开拓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层次,这是我对这本著作的评价。对中国绘画批评史的考察,温先生还是相当早的。批评史探索各个时代的审美标准的变化以及方式方法的演变,这些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有时一些博士、硕士毕业生的答辩会请我去,往往会发现现在有些年轻的研究人员将前人的研究继续深化,但是口气非常大,对前人的研究一个个挑毛病,对老前辈的东西不是正面去讲,而是为证明自己的高明,证明超过所有的前辈,把鸡毛蒜皮的事都拉出来讲,然后表明自己的理论独树一格。这种学风、思路非常不妥当。甚至我认为这样的人人品有问题。文风反应人格,画如其人、文如其人。对于这种人我敬而远之,我会提意见,最起码你要对前人有一种尊重在里面。我认为,任何文章都可以挑毛病,但是我们作为后人吸取了很多前人的东西,引用了很多别人的东西,却不做任何“注释”,这也是很不好的。而温肇桐先生绝对是一个君子,这次展览的题目“温文肇始”起得特别好,温肇桐先生的的确确文如其人。所以,1978年温肇桐回到常熟,还没有人去写关于他的文章,我还是写了一篇,当时,温先生的《顾恺之新论》刚刚出版。
这次展览非常有意义,使被埋没的杰出人物的成果能够继续发扬,并强化对他们的宣传介绍。我们要从各方面总结二十世纪,二十世纪的美术创作我们要总结,二十世纪的美术史论研究我们也应该来总结。常熟美术馆做这样一个活动非常有价值。常熟美术馆历来是一个优秀的美术馆,从他们的《年鉴》就能看出他们的展览学术性很强。一个美术馆一定要有自己的学术定位,一个美术馆的资格再老,牌子再大,如果不求上进,不拓宽思路的话也会落后。常熟美术馆虽然是在常熟,但它的影响已经具有全国性。我相信迟早有一天能够加入更优秀美术馆的行列。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谢谢马鸿增先生!马先生谈到了他曾经和温先生的交往,谈到了温先生的成就与贡献,我们非常认同。马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而在南京艺术学院是另外一个起点,马先生和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们没有任何的隔膜,如出一门。听了马先生刚才的讲述,我也想到一件事,我走南走北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过温先生不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所以,这就是马先生刚才讲到的人品。如果没有很好的人品,温先生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社会反响。我也认同马先生所说的对于前人所做出的成果的认定与看法应该基于当时的时代。现在有人可能一本书的厚度就超过了温肇桐先生三本书的厚度,就好像现在吃个螃蟹很简单,天天吃也没什么,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所以,这种拓荒的作用是很重要。我也认同马鸿增先生谈到温先生的《中国绘画批评史略》,温先生写《中国绘画批评史略》的时候,我是见过的。我觉得温先生的学术智慧在于他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和选题,就像他几十年如一日做关于目录学的研究。下面有请李立新先生发言。

李立新(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导):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参观常熟美术馆举办的温先生的文献资料展,同时参加这样一个有关温先生的学术研讨会。在几个月前,吴文雄馆长和我谈了举办温先生展览的设想,后来他和夏淳找到了刘伟冬院长,大家一起讨论如何把温先生的文献展做得更好,在南京艺术学院他们也做了一些采访。实际上南京艺术学院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但是很可惜,南京艺术学院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展开。南京艺术学院一提到研究艺术家,就是刘海粟,一提到研究艺术理论家就是俞剑华。但是“俞剑华学派”的一批艺术理论家都没有真正展开过相关的研究工作。 今天在这里,温先生的家乡常熟做这样的活动,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刚才陈履生先生讲到这个文献展应该要到南京艺术学院的美术馆进行展出,我很赞同。这样对南京艺术学院进行美术研究的青年学生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陈履生先生问我认不认识温肇桐先生,我早就如雷贯耳,但是我没有见过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南京艺术学院毕业的学生。我十五岁离开常熟以后基本很少回来。但是温先生的著作我读过,我在这里看到他有四十四本专著。
而从他的研究里面看,他的学术研究功底很扎实,重视史料,重视方法研究,他对清六家、明四家、元四家丛刊系列的研究资料很详实,考证也清晰,对历代画家个案的梳理很细致。这和他重视史料,重视方法很有关系,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二,温肇桐先生的学术语言简练而精深,他的所有著作都很薄,这表示他不讲废话。现在我们一些做研究的学者,一句话拆成十句话来讲,出的书很厚,其实有很多的水份。温先生的研究重思想概括,很清晰,深度有了他就不再多写,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对语言要做到精、简、深,要懂得取舍。
第三,温肇桐先生非常刻苦,阅读量很广,广泛吸收了当时的人文学科理论。据他自己讲,几十年在南京没去过中山陵,说明他在研究上很下功夫。我在王伯敏先生的回忆录中看到王伯敏先生是温肇桐先生的学生,是上海美专的,在1946至1947年的时候,王伯敏先生带了几位同学一起去温肇桐家中见他,温肇桐先生打开门看到他们说:“我正在读尼采的书不想停下来,你们要么坐一会等我,要么明天我去找你们。”从中可以看到温先生的阅读范围广,认真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另外,就是温先生对地方工艺美术的扶持与支持。常熟的工艺美术职工大学,温先生推荐了三名南京艺术学院的学生来任教。他和庞薰琹先生的交往也很密切,特别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温先生的研究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他更重视地域性艺术的研究,他曾提到过常熟的美术从黄公望到庞薰琹。我觉得这是一个命题,这其实是一个地域性艺术研究的大题目,更代表了中国美术史的走向。
刚才陈履生先生与马鸿增先生都提到温肇桐先生是美术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而对于这温先生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总结研究不能离开他所属的时代。也就是说,温先生的学术研究,四十多本专著是他在艰难困苦的时代,个人所做出的贡献与成绩。但也要看到温先生他有没有达到他自己所期待的高度。居我所知,温先生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丰子恺先生那样的高度。我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局限,而是一个时代的局限。我研究庞薰琹先生多一点,庞先生在绘画上与学术上取得的成就都很高,但实际上也没有达到他个人所期待的高度,这也不是庞先生个人的局限性,而是所处时代的局限性。这就是我的一个历史评价,他们的贡献都是个人所做出的,他们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谢谢,非常感谢李立新教授的发言。李立新教授是常熟人,但是没有见过温肇桐先生,这让我没有想到。李立新教授从温先生著述语言的精炼,学术研究的刻苦以及对地方美术的贡献几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肯定了温先生的个人成就,也表明了由于时代局限性带给像温先生这样的学者的一些不幸。
下面有请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夏淳先生发言。

夏淳(常熟美术馆典藏研究部主任):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在这与大家一同探讨温先生的艺术成就以及相关问题。作为这个展览的策展人,我还是想从美术馆的收藏和展览的角度出发,谈一些我的体会和感受。
首先,“温文肇始”这一展览不仅是今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的其中一个展览,实际上也是常熟美术馆近年来所推出的现当代常熟籍艺术家系列展中的一个。之前我们也做过几位常熟籍艺术家的展览。我们说任何一个美术馆都应该有一种长远的发展目标和学术规划。尤其是当美术馆的收藏和展览越来越与艺术史书写之间发展重要关联的时候,美术馆的规划同时也就具有鲜明的文化针对性、社会批判性和现实观照的意义。常熟美术馆近些年所推出的常熟籍艺术家系列展,可以说是常熟美术馆的一个展览品牌。这一系列展览一方面是站在地方文化的挖掘、保护和推广立场上的文化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尝试以一种史学意识,让美术馆通过一系列的收藏和展览构成一种艺术史的表述结构,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确立美术馆的文化立场和性格。所以,可以说,温先生的这一展览是我们尝试这一构想的重要切入点。
那么,在美术馆主动参与到美术史的构建的过程中,我们可能首先需要有一种认知上的距离感。温先生的艺术成果,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积和过滤,他在美术教育和美术史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推动作用以及其中许多厚实的、本质的东西越来越被显现出来。到当下,通过这种时间上的“距离感”去审视它,已经能够为我们提供较有说服力的价值支点。而对于美术馆来说,我们尤其需要站在“当代”的视角去看待历史,利用和借鉴当代诸多美术史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学术梳理、合理利用,尤其不能忽视像温先生这样重要的美术资源延伸到当代的意义和当代对其作出再阐释的这种价值。此外,从另一方面来说,美术馆的这类研究性展览,本身是对自身文化能量的发掘和开拓,有助于提高美术馆参与和构建艺术史的这种热情、意识和责任感。对整个美术馆生态、美术馆的发展和存在价值来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从美术馆的收藏这一环节来看,温先生的这类文献资料,既有别于一般的美术作品,也有别于我们所说的美术精品。但是,即便是美术作品,只要是一切与思想有关的形而上的内容,还是需要通过艺术家的手稿、信札、草图、照片、著作等充沛的历史文献,或者是工具、器材、日常用品、收藏之物等实物原件,与艺术品一起进行综合的分析考量,才有可能得以相对完整的反映和了解。所以作为美术馆来说,当我们面对类似温先生这样的收藏,还是需要有一种强烈的文化关怀意识和对文化价值的判断及责任感。美术馆对这类艺术文本的收藏更应该注重与相关历史、文化、事件之间的上下文关系,同时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因为文化和历史是一个整体,文化的意义也应该在这样的整体中产生。温先生的家属向我们捐赠的这些历史资料,不但数量可观、种类丰富,具有较高的完整性,涉及温先生艺术活动的各个方面,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温先生的艺术成就。同时,透过这些史料,还能为我们折射出许多与之相关的具有上下文关系的历史文化风貌,比如由温先生的研究和实践所反映出来的民国时期我国中小学美术教育的状况,比如温先生作为俞剑华学派的一员,他的研究所体现出这一学派的特点,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的某一方面特征等等内容。所以说,通过温先生的文献资料收藏,我们也想表明,美术馆的收藏如果只是满足于艺术史各环节的衔接和具有视觉欣赏性的美术作品,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温先生作为二十世纪这么重要的学者,以及为数不多的常熟籍美术史论大家,他的成就和贡献实际上与大范围内的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以及常熟本土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由温先生的这些资料出发,能够为我们提供许多其他的史实,对于进一步的收藏和研究有序列关系的艺术家和艺术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一个城市的艺术资源是庞大而繁杂的。以往我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艺术作品上,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有所疏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优质艺术资源和文化遗产已经处于越来越脆弱的边缘。类似于温先生的这类文献资料,它们的物理寿命是有限的,如果不尽快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挖掘、征集和保护,那么我们就很可能失去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散落通常就容易被忽略、被遗忘和被舍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某些历史真相的遮蔽,更可能让一些重要的艺术家失去原本应有的历史价值和学术地位。因此,艺术资源的及时挖掘与集中整合已经成为当下非常迫切的问题。
第三,从美术馆的展览角度来说,温先生的这个展览是常熟美术馆首次以文献展的方式研究和介绍二十世纪中国重要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史论家,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这方面是缺乏先例和经验的。非常庆幸的是,在前期的资料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实际上温先生在生前就对自己的这些学术成果和资料非常珍视,已经做了大量与自己研究相关的资料收集、整理、分类和记录工作,可以说这一展览能够顺利开展,很大的功劳应该归功于温肇桐先生本人,他不仅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自己对待资料工作和学术研究的这种严谨态度,同时也提供给我们从艺术家本人的视角,如何来分析、归纳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展览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在座许多专家、学者给我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帮助,这对完善和确立展览的整体思路和具体实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作为一个文献资料展,它有别于一般的美术作品展,它更能够拓展美术史观念的重要作用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在文献资料中,我们往往能够发现许多美术史书写中时常被忽视和遗漏的美术现象、历史事实和客观存在。随着美术史观念的拓展与多元,文献资料展中所能提供的丰富内容能够有效地连接起各种历史信息和艺术资源,有利于实现艺术资源的串连与黏合。比如,在温先生的这个展览中,我们展示了他早年的,几乎不被人知道的水彩作品,这些作品可以说改变了我们原来对温先生的认识。此外,在展览中涉及他与庞薰琹先生的这种交往,这次我们收藏的庞先生写给温先生的信件就与原来我们庞薰琹美术馆收藏的温先生写给庞先生的信件找到了对应关系,从中也让我们看到了原来我们并不清楚的,但又非常重要的历史史实,尤其是两人在晚年共同为推进常熟地方美术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意见交流和内心感受。当然,作为一个展览,当我们把美术史的视觉模式转移到语言模式上时,所生成的新的意义系列和价值判断,还是应该有他的开放性。一个展览不但需要有效地提炼主题,让展品为主题服务,努力营造某种文化情景,帮助观众进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同时还要留给观众自己思考的空间,允许产生不同意见。所以在温先生的展览中,我们有自己的主观意见,但还是试图从许多他者的不同文本中寻找既与策展意图相关,同时又相对多元的表述内容,尽可能地弱化展览的说教意味,让观众在更加丰富的信息接受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第四,从美术馆的公共意识角度来说,温先生的这一展览,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更好地转化为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资源。从我们以往的情况来看,常熟本籍的艺术家和艺术资源受当地观众的关注度明显较高。而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温先生的这一展览又是专业性较强,不易阅读的。所以在精英化与平民化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点,是这一展览能否吸引更多观众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当下,一个城市的美术馆人群占总人口比例仍然较低,仍需要不断培育的时候,除了在展览中针对不同阶层的人群开展美术馆的公共服务以外,我们同样需要重视展览成果的延续性和持久性。所以,温先生的这个展览,无论是展览的宣传片、出版物,抑或是我们出资邀请地方电视台帮助完成的温先生的专题记录片,其实都是希望通过美术馆这样的平台,建立艺术资源库,并利用现代化、信息化的技术手段进行长期的、深入的、持续的传播。让温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艺术精神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得到扩展、延伸和再创造。
最后,在这里,还是要再次感谢温肇桐先生家属无偿向美术馆捐赠这些文献资料。也要感谢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学者对温先生展览以及我们的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展览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和不足,也希望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能够及时完善和改进。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年轻的策展人夏淳,我们不知道他过去的策展经历,就这个展览来说他对于资源的梳理整合,尤其对温先生的理解,在文本的阅读和基本的评价方面我认为是做得非常的好。这个展览的特殊性不同于一般的画家展览,作为文献资料的展览把温先生一生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发展这个过程完整地呈现出来,我个人认为做得非常的好。
下面有请荆琦女士发言。

荆琦(中国矿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师、美术学博士):各位老师大家好。做为后辈有机会跟各位老师一起在这里回顾温肇桐先生的成就,我觉得很荣幸。不同于各位老师和温肇桐先生互为朋友,互为师生的关系。我跟温肇桐先生也算是缘分,今年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2006年,我考取了南京艺术学院的博士,并跟随周积寅教授学习中国绘画史论,同年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提前启动了一个项目,叫做“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名师研究”,这其中就有温先生一卷。周教授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这个项目,当时我对温肇桐先生的了解基本为零,但是我还是决定接受这个挑战。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一直都是在南京、常熟、上海、北京辗转收集资料。
这其中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个是在南京艺术学院的人事处我用两个月的时间手抄了温肇桐先生的人事档案,这里面有他对自己的评述,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学校的规定是不能拍照也不能复印,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录,还有专职的老师在现场监督。另一个是2007年我和我的导师及师母来到了常熟,访问了一些人。
2009年,在温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以手头收集到的资料为基础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温肇桐美术史论思想研究》。之所以将温老做为我博士论文的最终选题是因为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了温老的正直,还有他的淡泊名利。他对学术、学生的那份热爱、执着与投入深深感动了我,可以说我被温老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我觉得我有义务在他老人家百年诞辰之际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做点事情,表达对这位前辈学者的尊重和缅怀。
我毕业后,和温老的这种缘分并未由此结束。以学位论文为基础,我又增补了温老在美术教育上的贡献内容。2011年出版了《温肇桐》这样一本书。之后几年我很遗憾没有继续下去,我选择出国深造。在2013年时,接到了《美术观察》的约稿,和温老的缘分再次得到待续,发表了《温肇桐绘画史论研究方法探究》一文。
到了2015年的今天,我有机会和各位老师分享这十年来我和温老的这种不解之缘。看过展览之后,我对自己当年的不坚持感到后悔。相比今天展出的这些丰富资料,已经出版的《温肇桐》一书收录的内容不过是冰山一角,没有完全反映温老的人生历程和他的艺术贡献。我希望能够凭借这次展览资料,重新开始我对温老的研究,还希望在坐各位老师能够给我提供更多的意见和建议。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下面让我们有请钱浚先生发言。

钱浚(常熟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按我这个年龄和职业与温肇桐先生肯定应该是有交集的,但是很遗憾,我和温老擦肩而过。因为温老在南京艺术学院当教授的时候我虽然在画画,但是南京艺术学院是个很高的殿堂,望尘莫及。 
1978年温老回到常熟,筹备工艺美术学校的时候我正好进入文物管理委员会,职业有点近似,但仍有差异。接下去,温老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纪念黄公望逝世六百三十周年”活动,这个活动在常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活动。也实实在在体现出温老对常熟文化、常熟艺术的贡献以及他的为人,他对学术的追求。
我在工作中经常碰到的方方面面的人,好多牵涉到温老他们当初在常熟创办工艺美术职工大学以后的情况。这所学校确实对常熟艺术的传承和艺术人才的培养产生了很深的社会影响。这是我平时能够真切感受到的。
1990年,常熟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以后根据市政府的要求,接收了“纪念黄公望逝世六百三十周年”活动所征集到的艺术作品。从中,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那次活动的重量。当时,温老是主要的策划人之一。据我所知,温老和王伯敏老师交往比较多,王伯敏老师在里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活动对常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时间越长,纪念意义越发重要。
温老到了晚年对当地文化的贡献及当地人才的培养,对当地一些开拓性的文化机构的扶持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为人低调,也许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原因,对一个人的宣传有很大的局限,所以我们后人假如不去进一步研究的话,像温老这样的人很可能会被忽略。所以这个展览很了不起,我知道这个展览的时候是在一年之前,当时谈到这个展,我还有很大的顾虑,觉得很不容易做出来。但是今天进来一看,发现资料性的展览能做到这种程度真是不容易,我还没有细看对温老的一些评述,但是我对展览的结构、氛围和形式都感觉非常好。比如普通的资料、剪报等能够放在很恰当的位置来展示;再比如展厅进门时的含蓄,通过色调衬托出来的文人精神都非常好。当然展览中的很多资料还能够深入地研究下去。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谢谢钱先生。钱先生提到了1984年常熟举办的“纪念黄公望逝世六百三十周年”这个活动,这一事件是改革开放以来常熟文化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事件。因为当时盛况空前,全国各地的大家都来到了常熟。我认为下次可以将这个活动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这个活动在当时留下了很多的作品,来了很多专家学者,温先生也是最重要的策划者。
为什么我说这样的活动很重要,因为在八十年代,所有人都知道黄公望是常熟人,没有说过是浙江富阳人,怎么一来二去,浙江富阳就出来呢?这个问题在哪里?说明你不进则退,你不去研究,你不去联络专家学者做这样的工作,别人就见缝插针。研究很重要,尤其是现在黄公望名气越来越大,当初《富春山居图》不像现在这么有名。就如同北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我们过去研究美术史的时候,《清明上河图》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作品,《石渠宝笈》里面比它重要的作品有很多。所以说,舆论的引导很重要,我建议政府要重视这一点。 下面请张蔚星女士发言!
张蔚星(澳门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以前每年回到常熟,温肇桐先生都会在读书台请我喝茶聊天,我每次来都受益匪浅,这也是我一生之中很幸运的事。今天,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在这里探讨温先生的艺术成就,我只想用现在非常流行,但用在温先生身上我认为又非常贴切的一个词语来表示我对他的敬意,那就是温先生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贵族。现在已经很难有人做到了。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谢谢张蔚星女士。其实常熟也有让温肇桐先生感到不愉快的地方,我在为这次展览写的序言中就用了这样一句针对性的话,“温先生为人平和、温顺。他与世无争,却富有个性”。其实温先生当初和常熟社会上的许多不良现象做过斗争,有时我甚至感觉他有点过头了,但他却要斗争,这也是温先生的一种高贵品质。
下面有请傅庆徐先生发言!

傅庆徐(温肇桐先生生前友好、常熟工艺美术职工大学创始人):今年是温老逝世二十五周年,这个展览我看了三次。我和常熟工艺美术职工大学原来的同事一起看的,他们一致称赞常熟美术馆办了件大好事,为温老办了件大好事,为美术界办了件大好事。
我和温老从1978年相识,十二年时间,他是我的忘年之交,他是我的师长,是当时常熟工艺美术职工大学的顾问。1990年1月23日下午3点40分,温老在红十字医院因胃癌晚期去世。二十五年了,我始终忘不了第一次去拜访温老的情景。1978年,当时常熟和苏州地区要办工艺美术职工大学,分配我们去筹备,当时想请退休在家的温老当我们的顾问,他听到办校的消息很高兴,愿意出来帮助我们。根据当时的规定,退休人员如果再从业就会有工资补助,县里面让我去告诉他要补给他工资,我讲明来意后,温先生站起来就对我说:“你给我钱,我不来了,你不给我钱,我来,因为我是常熟人。在三十年代,我和庞薰琹一起时就想办一所美术学校,现在已经在筹备,我怎么能拿补贴呢,请你转告我的谢意。”我回去汇报后,大家都很感动,只好尊重温先生的意思。
在办学的十多年里,他不但不要补贴,而且他上课的津贴也分文不拿。常熟工艺美术职工大学没有庞薰琹、温肇桐等人是办不起来的。办学大纲,教学计划是温老亲自撰写。学校缺老师,温老就联系了庞老和南京艺术学院来支持我们。他还到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型美术系找到他的学生,提前安排好课程请老师来上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常熟工艺美术职工大学才敢招生。整个艺界来了十四位骨干老师给我们上课。
1983年,我们第一界学生毕业以后送了几位同学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回来后担任老师。温老还通知美术界的同事推荐、引进了很多画家来任教。温老还写信给南京艺术学院的院长保彬,分配三名本科生,使我们学校很快形成了老、中、青十五人的专业骨干队伍,可以说没有温老,我们的学校是真的办不起来的。
 
下半场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本次研讨会的下半场现在开始,首先有请谌强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谌强(《中国文化画报》主编):我做传媒时间比较长,给自己的定位虽然不是美术家,但应该说是美术界的朋友。每个人对美术工作的努力付出其实都是对我工作的一种激励。
刚才陈履生先生说这个展览很成功,是美术界的幸事。我觉得做为每一个中国人,文化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像陈履生先生讲的,这种幸事不是个人的幸事,而是我们大家的幸事。虽然我对温先生不是非常了解,但当吴文雄馆长和我说了这个展览以后,我关注了一下,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来了以后,我感触特别深。原因在于上午看展览时,我看到温肇桐先生早期的几幅水彩作品,感觉特别好。陈履生先生就告诉我,如果温先生一直从事绘画事业,他的画也肯定会画得非常好。
陈履生先生作为温先生的弟子,以及其他许多温先生的弟子,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不是个人的成就,是整个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成就。
温先生的家属把这么多珍贵的资料捐献给国家,这样的行为非常有意义,这种行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于民族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就好像刚才提到常熟举办黄公望的纪念活动,也是对中国美术文化的传承与交流。今天的这个展览,在家属的支持下,在学术顾问和学术力量的加入下,再加上常熟美术馆的精心策划与推广,我作为一位美术界的朋友,可以肯定这样的展览会非常好。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谢谢谌强先生的发言,下面请丁涛先生发言。

丁涛(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导):温肇桐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我想谈这么几点:
一、做人。温先生的做人很诚实、很诚信。有人就说,中国人什么都不缺,就缺少“诚信”二字。而我们今天看温先生,再来回顾他的言行,他非常讲诚信。我们请教他什么东西,他马上会回答你。贯穿在他生活方面,他做人很诚信,做事很认真,从不鼓吹。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温老的习惯》,就是从平时和他的接触出发写的,包括他开会、学习。我总结了一个规律,温老这一辈人参加任何活动总是提前十五分钟到,而我们这一代人会提前五分钟,再比我们小一代的人会迟到五分钟,再小一点就变成迟到十分钟,这就是一个诚信问题,做人、做学问道理是一样的。
二、做学问。温老做学问是非常扎实的,他做学问涉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是美术理论,“基本点”是古、今史论。他研究美术史,研究古代画家个案,但现代的也研究,比如他写过《新中国的美术运动》。温老视力不行,但是视野开阔,他看得很远。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美术教育。中小学整个的美术教育他都很重视,而我们当下的美育已经有点糟糕了。现在我们经常讲深化教育改革,那像温先生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就应该好好看看。他就说过:“美妙的环境产生伟大的美术”,讲得很深刻。而且中小学美术教育重点有两点:一是创造性;二是审美。而这一点与刘海粟先生是不谋而合的,对小孩子的画要特别重视他的创造性。所以温先生的教学、治学和研究都是很踏实的。
八十年代他发表过一篇文章,我看到这篇文章,其中有一个字不认识,就问他这个字怎么读。结果他自己也忘了该怎么读,于是就马上查阅告诉我。一般的老师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他很实在,不认识就是不认识。而且他很明确地告诉我,做学问很辛苦,想赚钱就去做生意,不要做学问。所以我认为,他的个人品质体现在各个方面。再比如说,有人来他的家乡常熟,他一定会请那人吃饭,但是他回到南京,谁请他吃饭他都不会去。讲清苦,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家属一起带到南京来?”他说:“不行,家属来了,琐事就多了,就会影响做学问了”。所以温先生就是以做学问为乐事。
三、做事。温先生和我说过,做事情有的人是先说后做;有的人是不做只说,这就是现在讲的炒作、吹牛。而他自己是先做后说。就像温先生他说要准备写有关黄公望的内容,其实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写了一半。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有老师说的,温先生也提倡不要与人合作写书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写有关刘海粟的专著,我就不要助手来帮忙,还是自己来写。温老讲得都是很有道理的,他的治学与做人很一致。我刚才讲了三点,其实这三点是联系在一起的。
四、启发。我们经常讲要德艺双馨,有的人德不行,艺还行;有的德还行,艺不行。很少有人能有资格被灌上德艺双馨。而温老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温老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谢谢丁涛先生,下面请李宏先生发言。

李宏(南师大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主任、教授、博导):刚才各位老师讲了很多关于温老的事情,我对温老的了解源于三方面机缘。一次是通过我在常熟的一位油画朋友——时卫平,他是常熟人。他经常会提起温肇桐先生,他说以前在常熟经常听温老讲美术史。第二次是因为我的硕士生导师,我们在聊时,他也经常会提到温肇桐先生。还有一次是我刚刚做老师的时候,我备课找资料,找到一本《色彩学研究》,这本书已经发黄了,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温肇桐先生。我对这本书印象深刻,我认为在很多有关色彩理论的书中,温先生的这本是写得最实在,内容上对我上课也真的很管用。有关温先生的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我没有非常细致地去研读过,但通过《色彩学研究》这本著作,我已经可以看到这位老先生是真真切切地在做学问,温先生是个踏踏实实的人,这点我非常敬佩。
今天来到常熟美术馆,我很有感触。我认为常熟美术馆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也会从事有关我们老师的研究工作,但没有用像今天展览这样好的方式去保留和展示很多珍贵的东西,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也很羡慕温老的学生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
另外,温老的治学态度确实很值得我们学习。我觉得现在很多硕士生、博士生就应该好好学习温老这种扎实的治学态度,学习他的勤奋。同时,通过今天的这个展示平台,也让我们看到了有关温肇桐先生的话题以及其他相关的很多话题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谢谢李宏先生,下面请孙彦先生发言。

孙彦(常熟美术馆特聘研究员、常熟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美术学博士):刚才学习了各位老师的发言,受益匪浅。我看了许多有关温先生的著作,看完以后,很激动,后来想起“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我觉得温先生就做到了这“三不朽”。
先说“立德”。刚才诸位老师把温先生的道德品质、文学素养都做了一个陈述,我很感动。他的品德不仅在当时受到很多人敬仰,在我们后人来看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精神。我们后人如何在传统的启发下前行?温先生做得非常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再说“立功”。温肇桐先生立的功就更多了,从年轻时最早学美术,到后来从事中小学美术教育研究。当时在蔡元培美育思想带动下,很多人开始从事美育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蔡元培先生又提出教育救国的理念。我觉得像温肇桐先生这样的年轻人在这些思想的感召之下抛弃了很多名利,踏踏实实去做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温肇桐先生作为“俞剑华学派”的主要骨干,他的学术成果、研究态度和学术思想是支撑起南京艺术学院在中国美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所以,我赞同马鸿增老师所说的,他是拓荒者。再说到常熟,常熟工艺美术职工大学,后来合并到常熟高专,到现在的常熟理工学院艺术学院,成为我们常熟唯一的艺术殿堂,温肇桐先生的功劳是非常大的。
最后是“立言”。借用马鸿增老师的一篇文章里写到的“客观地考察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学者,我觉得已经形成了三个学派,其中一个是‘俞剑华学派’,他们的特色尤其表现在对文献资料工作高度严肃的科学态度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达到‘活字典’的惊人程度。”温先生一生出版了如此重要而且数量惊人的著作,同时,他的这些言论为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温先生真的是通过自己的“立德”、“立功”和“立言”做到了“三不朽”。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谢谢孙彦先生,下面请季嘉龙先生发言。

季嘉龙(常熟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开始的时候,温晓行先生为了这些温肇桐先生的资料保存有点诚惶诚恐,他害怕他外公的这些东西会流失。有一次我们聊天时候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也促成了今天的这个展览。这个展览体现了常熟美术馆的学术能力以及他们团队的专业精神,我在此表示祝贺。
在我很小的时候温肇桐先生经常会去新华书店,我有印象是因为当时他喜欢戴一顶白礼帽,那时很少人会有这样的帽子。我后来知道这是一位南京艺术学院的教授。
温先生有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是跟另一个人有关的,这个人就是庞薰琹先生。我为什么这样讲,在史料中看到在三十年代,他们两人一起创办了“旭光画会”。他们是为什么会走到一起,在温老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学画不应该自娱自乐,应该要面向社会,还要改变常熟画坛的现状,甚至要影响全国的美术发展。其实这就是一个理想,他们建立的“旭光画会”就不断在做这样的探索。“旭光画会”一共大概坚持了十四年时间,后来两位先生各自走上自己的道路。但是两位在晚年时候对常熟美术的教育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建立了常熟工艺美术职工大学。当时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所学校,是因为粉碎“四人帮”后,社会大量需要艺术设计的人才。而如果没有温肇桐先生和庞薰琹先生的鼎力相助,这个学校是没法建立的。所以,他们从三十年代的理想到了四五十年后建立这样的学校,对我们后人来说,我们是“乘凉人”。从常熟工艺美术职工大学开始经历了很多变迁,发展到现在常熟理工学院艺术学院;从原来的常熟地区招生到现在的全国范围招生;从原来的几十个毕业生到现在成百上千的毕业生,这一切都让我们需要认识到饮水思源的重要性。在这里我感觉到温老的这种理想以及上世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肩负起来的历史使命,作为后辈的我们应该去好好体会和学习。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谢谢季嘉龙先生,下面请游光霖先生发言。

游光霖(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福建拓福美术馆馆长):我来了很多次常熟,常熟美术馆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每次来参加活动,都有一次收获。这次的展览又使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常熟美术馆虽然是县级美术馆,但是每次展览都能体现出这个美术馆很用心,很认真,尤其是吴文雄馆长能够大胆启用新人。常熟美术馆在全国县级美术馆中是拿文化部奖项最多的美术馆。资源有限却能大胆利用,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
当听说温肇桐先生的展览主要以文献为主,我还在想如何呈现的问题。等我过来一看,发现吴文雄馆长带领的这个团队确实是办展的高手。从展览的布局、色彩的烘托以及展示方式,都很好地体现了温肇桐先生的文人品格。年轻的美术馆,年轻的策展人,敢于担当。他们每一次都能抓住展览的主题,第一次的庞薰琹展览是很多作品的丰富呈现。第二次是借鉴博物馆的陈列方式将庞薰琹先生的作品来源通过一个立体的途径来展示。而今天这个展览体现的是学术性。走进展厅就觉得很安静,不热闹,因为无需热闹。所以,我说常熟美术馆很了不起,我见过很多的展览,但是能做得这样到位的确实不多,我表示崇敬与祝贺。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谢谢游光霖先生,下面请张文来先生发言。

张文来(常熟市书画院副院长):我和温肇桐老先生应该说很熟悉,尤其是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早期,当时我在常熟,他和我谈过很多他的事情。温肇桐先生淡泊名利、朴实无华,他在学术上的建树以及他对后辈的提携和无私的奉献,这些都是他的功绩。就像孙彦先生讲的“立言”、“立德”。  
对于我们来说,温老是一个“背影”,这样一个“背影”所支撑起来的精神宗旨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是一个学者还是做其他事的人,他必须有一个精神宗旨,才能对社会及历史的贡献到达一定高度。所以我觉得研究温老要从他介入社会的历史时期为切入点。
五四运动之后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思想深入到知识分子中,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很多平民教育家像陶行知、晏阳初等。我对温老的认知及通过这次展览的相关资料思考的问题与孙彦先生刚才提出的几点很相似,我认为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谢谢张文来先生,下面请陈池瑜先生发言。

陈池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这个展览包括温老的成就对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史都能补充很多新的材料。所以这个展览对我们研究中国现当代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美术史和美术理论史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我编纂了一本书叫《中国现代美术学史》,其实就是关于现代美术理论的历史,主要是民国时期。这其中就提到在四十年代温先生就对清初六大家,明四家,元代四家等中国古代画家进行了研究。温先生的另一本著作《中国绘画批评史略》是我读研究生时买的,今天我还带来了,平时我仍会不停地翻阅。
今天看了展览,让我更加清晰地了解到温老的学术成就,以及他在绘画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展览中看到他的几张水彩画作品,真是非常了不起。
温肇桐先生除了美术史的研究成果,他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包括在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他编辑的一些中小学美术教育教材。今天我们可能认为这是并不重要的“小儿科”,但在当时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教育,这是关系到国民素质教育的大事。美术要从小学做起,所以温先生的这些理论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天的教育部仍很重视中小学美术教育,还专门有研究中心。可见,温肇桐先生所做的这些事是多么有价值。
温肇桐先生退休以后回到常熟参与创办了常熟工艺美术职工大学,其实他还是在关注大众美术教育。另外,比如温老还非常仔细地编写了《1912-1949年美术理论研究书目》等著作,同样为他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温先生写的一些著作包括对晋唐二大画家、元季四大家、明代四家、清初六家等的个案研究,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古代画家。再比如,温先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顾恺之研究得很深入,专门出版了有关顾恺之的研究资料,这些都是温先生的重要成果。
大家可能还忽略了他在五十年代初写的《新中国,新美术》,《论新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等内容。他在当时新中国成立后,对新美术也有发言。包括四十年代后期,他发表的《中国艺术的路线》、《艺术、艺术家、艺术运动》、《旧艺术的批判与新美术的创生》、《时代艺术与艺术时代》等等,这些都说明他在四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初在美术批评方面是非常活跃的。这些都是我们书写美术史时需要总结进去的东西。
还有温先生和刘海粟、庞薰琹、倪贻德的交往,书信的往来等,这些内容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好的补充作用。所以说,温老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中国绘画批评史略》把中国绘画批评理论非常系统地总结了出来。他还有很多观点通过绘画批评来进行论证,而对于绘画批评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与经济的关系,绘画史与美术史之间的关系等,他都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比如他在论述绘画批评史时认为先秦是萌芽时期,到晋唐时是独立时期,唐宋是繁荣时期,元明清是发展时期。温先生把这些内容梳理出来,对今天我们认识中国的美术批评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搞绘画批评很多都是讨论近一百年来的发展,我们自己古代的内容反而比较少。所以,应该向温老学习,从中国传统的画论、绘画批评、绘画史出发创造今天的批评理论,这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谢谢陈池渝先生,下面请朱利华女士发言。

朱利华(常熟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尊敬的各位专家和学者,今天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温肇桐的展览以及关于展览的相关问题。我作为一个常熟人,对温肇桐先生的了解是比较零碎的,通过这样一个展览及这样一个研讨会才对温先生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所以今天收获很大。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温肇桐的家属,把这么多的资料捐献给我们美术馆。另外还要感谢各位专家和学者,有了你们精彩的发言,让我更加印象深刻,同时也扩大了展览的影响力。
虽然在座的各位很多人已经多次来过常熟,还有的就是常熟本地人。在此,我还是要向大家再介绍一下常熟。常熟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的书画之乡。我们市委市政府对文化建设很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优质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推广,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举办了七届中国江南文化节,而且每一届的江南文化节都会推出不同的文化主题,全方位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今年,常熟美术馆的温肇桐先生展览也是我们文化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常熟美术馆与庞薰琹美术馆是一套班子进行管理,这些年在庞薰琹的研究及其他一些艺术家的研究和展示当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尤其在文化部举办的一系列有关美术馆的活动中成绩比较突出。到今天温肇桐先生这个展览,我们常熟美术馆和庞薰琹美术馆已经连续四次入选“文化部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的活动,而且前三次都获得了“优秀展览奖”,这在全国的县级美术馆当中是独一无二的,这的确让人欢欣鼓舞。另外我们常熟美术馆在公共教育和推广项目中也先后获得文化部的奖项。可以说,常熟美术馆与庞薰琹美术馆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克服了很多困难,对工作也很敬业,得到了各位专家老师的认可,在这里我对多年来支持、帮助我们美术馆的各位老师表示感谢。对于我们县市级小馆来说,仍有很多东西要向大馆学习。也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踏实的做好各方面工作,这样才能成为常熟文化事业的一张名片。
温肇桐先生在美术教育与美术史论的领域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并得到大家充分的肯定,常熟出了这样一位大家,后人又极其珍爱他的这些宝贵遗产,不忘将温肇桐的艺术成就和精神通过具体的行动发扬光大,这一点也充分显示了常熟人应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
另外,刚才听到陈履生先生讲到黄公望的问题,黄公望在美术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如何用黄公望来做为文化名片扩大常熟的影响,确实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我们常熟人的性格有点像温肇桐先生,比较低调,所以对专家学者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一定会加以重视。 
最后,再次感谢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感谢对常熟文化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也祝愿各位专家学者、各位馆长,在常熟工作愉快,常来常熟。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谢谢朱利华女士,下面有请温晓行先生发言。

温晓行(温肇桐先生家属):我从出生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外公温肇桐家长大,而我正式和外公一起生活是在外公退休以后。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外公一天中花的时间最多的就是在家中写文章,我听外公讲得最多的词就是“做学问”,他最开心的事就是又一本书出版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他所有的出版物、手稿、资料都能保存下来。所以为了实现外公的这个愿望,我征求我的母亲同意之后,决定把外公的这些文献资料捐献给家乡常熟,由常熟美术馆保管并发挥它们的作用。
今年是我外公去世二十五周年,常熟美术馆举办了这样一个展,我觉得圆了我外公生前的愿望。我作为温肇桐先生的家属来参加这个研讨会,衷心地感谢常熟政府相关部门和我外公生前挚友们的大力支持,感谢常熟美术馆精心的展览制作,也感谢今天在座各位学者对我外公的高度评价。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学术主持人):谢谢温晓行先生。温肇桐先生是我们的榜样。我认为,对温肇桐的研究在常熟美术馆只是个开始,我也希望常熟美术馆充分利用好温肇桐家属的捐赠,使这批重要的文化资产能够很好地发挥它的社会教育功能,让更多的公众,尤其是常熟的公众了解常熟的先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
(常熟美术馆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