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薰琹美术馆/常熟美术馆-官网 庞薰琹美术馆/常熟美术馆-官网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学术 > 学术活动 > 李苦禅与大写意

李苦禅与大写意

2010-04-20 09:34来源:常熟美术馆点击:
活动时间:2010-4-20
活动地点:常熟美术馆报告厅
主讲:李  燕(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常熟美术馆根据录音整理) 



此刻看到同学们朝气蓬勃的面孔,让我好像回到了清华大学。我觉得,一个名牌学校和一个所谓的非名牌大学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学校的教学质量完全在于我们办学的宗旨、师资的使用,以及招生时候所要求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达到一种融合,这样的学校就可以产生人才。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常熟,但这个地名太熟悉了,因为长期以来,“常熟”、“虞山”这些名词已经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在我们心里,它是有着深厚历史、人文意义的概念。尽管到这里来时间很短,我却立刻感受到常熟是一个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高度融合的地方。它面积不大,但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不仅仅是地理位置,而且是由历史文化积淀所决定。所以在介绍辉煌的中华文化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没有常熟。 

我的父亲李苦禅是山东高唐贫苦农民的儿子,那里并不富裕,经常有灾荒,有时涝有时旱,还有土匪,当然对“匪”的概念有不同认识。梁山水泊一百零八将,好多也出在那个地方,我的老家是柴进、时迁的家乡,武松打虎的景阳冈也在那里,出现过很多历史大事件。任何一个地方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一个作家如果不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那近乎是在说梦语。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成长是离不开所处的历史人文环境。我父亲为什么叫李苦禅?在村里他排“英”字辈,叫李英杰,(我是“春”字辈,我生在北京,北京就是燕京,所以叫李燕。我哥哥生在杭州,叫李杭。)我父亲小时候上学成绩好,被保送到聊城二中。聊城中学是新式学校,新式教育,有军操课,外语课,能了解到世界知识,知道世界信息,区别于旧式私塾。 

在一次大战时期,北洋政府执政,德国人占领胶东半岛。中国作为战胜国,应该把山东还给中国,可是山东半岛太好了,战略地位重要,气候宜人,矿藏丰富,所以俄国、德国、日本都千方百计想占为己有。北洋政府有不同意见,一开始是丧失国格的意见占上风,就要签字了。学生们不答应,社会的激进思潮首先在学生中间表现出来。热血青年对社会事件最敏感,打着旗帜上街游行,反对政府割让山东给日本。当时我父亲就在那里上学,作为学生队长上街宣传,大家同仇敌忾,那种爱国热情是从民间自然而然爆发出来的,是在饱受屈辱之后崛起的力量。后来北京学生也上街游行,于是让他们到北京去参加北京学生的行列。那时从聊城到北京不像现在有京九铁路,一路上很不容易,一会坐一段火车,一会坐一段货车,这些开车的、赶车的,一听说学生们去北京游行,都热情支持。顺利到了北京之后,就加入了学生爱国游行的队伍。事后,我们知道那就是课本上著名的“五四”运动,但当时并不知道,只是热血青年的爱国行动。这就意味着,1919年,年轻的李苦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爱国运动、“五四”风潮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时代,这就决定了他的思想不属于保守闭关锁国的旧派思想,而属于有爱国激情的、有爱国历史责任感的、有革新思想的甚至是激进思想。我父亲这一辈子是跟随着中国历史的大风潮过来的。他总是在漩涡的中心,并非是漩涡把他卷进去的,而是他自己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甘愿处在那样的位置,有时并没意识到自己正处在这个漩涡中。 

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918年,我父亲也曾到过北京。因为他喜欢美术,听说北京有很大的大学,他想那里一定有教画画的,只知道这点信息,于是便利用1918年暑假的时间到了北京大学。在他心目中,那时的北京大学不是一个大学名称,只是北京的一所大学,在具体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到了北京,没有人不知道北京大学,就告诉了他在哪里。他到了学校门口附近,看到一位穿长衫的年轻人,就问:“这里有教画画的地方吗?”那人看了看,很和气地说:“那就随我来吧!”到了一间大房子里,一股浓烈的味道,事后知道,那是松节油、亚麻油的味道。李苦禅自我介绍:“我是学生,利用暑假来学画画。不知道您尊姓大名,能否教我画画?”这位年轻人就是徐悲鸿!那时候徐悲鸿还不出名,就像现在北漂一样,很穷,如果没有遇到伯乐,就不会有后来的徐悲鸿。所以在人才的成长过程中,往往离不开伯乐的帮助、提携和支持。蔡元培先生作为北大校长,近代了不起的大教育家,有一位外国专家这样评价蔡元培先生: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影响了一个学校,而一个学校的思想影响了一个国家,那这个人就是蔡元培。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兼容并蓄、自由独立,这也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要知道,虽然清朝灭亡了,但是封建专制的思想并没有在中国消失,因为之前已经延续几千年,惯性作用力相当大,会持续很久,直到现在我们还能感受其影响。从封建专制走向共和的标志是什么?并不是单单把一个皇帝赶下台,重要的是人的思想在头脑里发生的变化。这不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是全民族的智慧,是大家都可以自由思想。在这个地球上,最自由的空间在哪?不在马路上,在马路上自由会被人撞;也不在大海里,游泳再好也要上岸;也不在太空,太空很危险。最自由的地方是这里——大脑,完全由着自己,不受制约,就是思想的自由,是老天制造的万物之灵的最高级的部分,能产生最高级的智慧,在自由思想的过程中会迸发出很多智慧的火花。 

蔡元培发现这个年轻人很不平凡,但需要给他安身的地方,他需要睡觉吃饭,需要去法国留学,这些都需要钱。世界上最俗的莫过于钱,但是没有俗怎么来雅?于是便在北京大学为徐悲鸿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做“画法研究会”。当时就有人对蔡先生有意见,说:“觉民先生心地太善良,为了徐悲鸿因人设室”。这个机构里面没有李苦禅的名字,因为这个机构维持了仅一个暑假,时间很短。 

在那个时代,一个从农村来的少年,在他思想形成的初期,能够接触到这样新的艺术思想和改革思想的老师,是非常荣幸的。当时徐悲鸿教他画碳画,就是素描,给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让他知道了什么是西画以及这方面的常识。在当时来说,这跟一般人的起点就有很大区别了,即使是1,也比0大得多。 

徐悲鸿很明确地讲:“现在国画陈陈相因,都是临摹前人,‘四王’无罪,但是老是临摹‘四王’,一个展览会一个面孔,一点大自然的生机都没有,一点时代的精神也没有,这样不行。”他还说了一些后来广为传播的话,“文之于八股,画之于四王,皆已衰落。”文章写成“八股文”就是为了考官应试,很难有自由思想,虽然八股文不好填,在严格规定的格律中填字很不容易,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填字游戏。读经书不是为了理解经书,思想僵化了,应试教育从那时候就开始了。绘画发展到了“四王”就不行,不是清朝的“四王”画得不好,而是指当时的画界,尤其山水画,张口闭口就是“笔笔有出处”,就是临摹四王,临摹了N次方,这不是“四王”的责任。徐悲鸿说:“中国画的责任在于中西合璧,学习西方好的东西,改革我们陈腐的东西,通过对比西方,了解人家到生活里去吸收生活的营养,从思想到技法,恢复我们古代艺术的精髓。”我们的传统也是以大自然为师,向自然学习、写生。唐代张藻就说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黄公望的山水是怎么产生的?他画不出华山,因为他观察的是我们这里的山水丘陵,他以大自然为师,从这里取得美,画出他的山水。但也不是自然描摹,是加以主观感受的。他体会的山很深刻,有文采,有文化。我们讲究借物寄情,物是死的,没有生命,加入了人的感受,画到画面上,这个形象就不是客观表象了,它变成了一种意象。“意象”这个概念,我们中国人最早使用,在《易经》里就有这个词语,后来用于文学方面,《诗经》里有,南北朝文学里也有。绘画里使用“意象”这个概念比较晚,大约是在明代。明代项元汴为法常的手卷题写:“不为形貌肖似,得之意象。”就是他的技巧达到肖似,惟妙惟肖。 

现在我们称画像也就是肖像,就是很像,如果把人变得像车祸现场那样就不是肖像,美其名曰“变形”,其实都是骗人的东西,就像语法都不通的人写的新诗。真正的新诗产生于民间,和《诗经》一样,是老百姓平时说的顺口溜,没有作者,流传却很广。在一个地区流传后,经过大家修改形成风,国风,秦风,蔚然成风,这样的诗才是真正的诗歌。 

艺术要追求“真、美、善”,李苦禅的艺术就是追求“真、美、善”。年轻时代的时间太宝贵,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鲁迅讲过,浪费人家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正是遇到蔡元培这样的伯乐,徐悲鸿先生在1919年3月奔赴法国留学。到了法国选择什么样的油画带回来就成为一个问题。当时有古典派,也有现代派,现在有人批评徐悲鸿,说徐悲鸿引进了法国最落后的艺术。错了!就技法而言,画派而言,不能轻易讲先进和落后,重要的是看它所表达的思想是不是时代的思想。徐悲鸿引进的这些技术和思想,直接反应当时我们国家的时代命运,反应我们民族灵魂,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基本能让人民大众看懂。《田横五百壮士》、《奚我后》、《愚公移山》、《雄狮》等等,让大家感到一种新的时代气息。 

所有这些,对于我父亲李英杰的影响太大了。他接触到北京的新文化、新思想,时代的核心思想成为他的思想主流,所以回到聊城以后思想就上了一个台阶。正因为这样,第二年,1919年发生“巴黎和会”事件时,他积极地站在潮流的前面。在这样的革命激情下,北京在他的心目中是又古老又新奇。说其古,中国传统文化集中于这个六朝古都,传统文化的积淀太丰厚了;说其新,主要是北京的大学,在这里各种讲座不需买票,自由出入,可以听到不同思想流派的观点,像李大钊和陈独秀宣传共产大同。 

北大教授的薪水不低,当时一块大洋换一袋面粉,李大钊最少八十大洋至一百六十大洋,陈独秀能拿二百大洋。梁启超也在那里作报告,英国哲学家,后来和爱因斯坦一起发布和平宣言的那位罗素也在那里演讲,有时一个晚上可能有两场演讲,争夺听众。你爱听哪个就哪个,没人强迫你。我父亲说,最受欢迎的是陈独秀的报告,他口才好。还有一个是梁启超,带着广东味的北京话,语言艺术很高。那时没有麦克风,就往那一站,去晚了就没有位子,没有插足之地。陈独秀的演讲具有煽动性,嘴像刀子,当局非常反感,用方言称其为“陈毒兽”。蔡觉民先生讲:“在我的学校里,谁都可以自由发言,你不能随便禁止。”也就是在那样的文化氛围里产生了一批中国近代了不起的人文大家,是五四精神和北大精神有机联系的一段历史。当时,我父亲就追随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思想,倾向于革命,以至于后来一系列历史事件中,他都是站在进步学生的角度看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地下抗战组织,收集情报、宣传思想、吸收进步青年加入八路军,参加这些很危险但对国家极有意义的工作。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在国家危难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这中间,当然有自己的选择,他选择的就是这样一种道路。这当然影响到他的艺术和讲课内容,以及思维方式、待人接物的方式,外在的表现反映的是头脑的思想。 

我父亲来到北京,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找个地方安身。那时有个地方可以半工半读,不要学费,就是“留法勤工俭学会”,这又是蔡元培先生做的一件好事情。我父亲在那里半天,学习绘图,做机床活。在这个期间,临组挨着他的同学就是毛润之先生。在这个学习班,李苦禅和毛泽东有过几个月的同窗之谊。但是这批学生没有到法国去,因为当时法国当局发现去法国的中国学生在研究革命,于是就不给他们签证。 

蔡元培先生认为,中国过去的美术教育都是师父带徒弟,太狭隘了,而西方的这种院校体制,可以学到绘画的科学规律,很多教师都执教,有计划安排教案,一个学生可以向好多教师学习,于是这样的学院形式得到了推广。北京美术学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都是蔡元培先生做的好事情。开始学校的情况反应不好,原因在于校长思维很陈腐。蔡先生很失望,急电招林风眠先生回国担任校长,林风眠回国之后,不消几个星期的调整,整个校风为之一变。我父亲当时考入西画系,他的同学王雪涛先生是国画系,国画系还有一个女同学徐佩蕸,后来他们二位成为夫妻。我有一本老的艺校同学录,好像全中国就我这一本,上面有很多资料,当时我的父亲名叫李超三。 

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材料工业,只能托二鬼子到租界去买洋人的油画材料,他们从中间还要克扣一些钱。画油画是件奢侈的事情,连香油都舍不得吃,更不要说用比香油贵得多的亚麻油画布,这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解决自己的收入问题,就只能出卖劳动力——拉车。身体好,租一辆洋车,交了份钱,可以去挣点钱。但是发现拉车不好做,里面有帮派,得罪了人要挨揍。其实哪一行都有帮派,连要饭的也有,不受帮里保护不行。但是有一条通往海淀区清华北大的线路没有帮派,晚上非常荒凉,人很少,一般散了戏或者晚上打牌叫车去海淀,“不拉!”——有危险。但我父亲在农村文武双全,义和团有一支队伍就是那里出来的。他腰里捆着七节鞭,真的是铁链打的七节鞭,现在陈列在李苦禅纪念馆。他腰里别着七节鞭,当做自卫的武器。遇到劫盗“借点钱花”,他先把客人安顿好,然后摆个架势,如果懂这行的就走了;遇到不懂行的,对襟小褂一敞,掏出红缨子,有懂这个的也吓跑了;有装不懂的,那就再一收腹,七节鞭就松了,“唰”的掏出来,这么挥几下。其实这些小劫盗是吓唬人的,没什么真功夫,见着就溜了。之后就传开了,说有个山东小伙子有功夫,厉害,他的车千万别碰。于是就没人敢来欺负了,而且挣的钱也增倍,比平常那些多三倍四倍五倍。那时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挣钱。就怕天气不好,最怕的是北京的冬天,那时的冬天更加冷,老家带来的棉袍都湿透了,没有客人愿意在街上跑,实在太冷。 

我父亲在学西画的同时还不忘徐悲鸿的教导——中西合璧。于是就要选择一个国画老师,用理论家李松的话说:“李苦禅拜师齐白石,其实是师生的双向选择。”我父亲回忆说:“我把北京的画家都滤了一遍,发现一个不出名的画家——齐白石。听说他也是农民的儿子,当过木匠,人有人格,画有画格。有传统,也有创新的胆量。”那个时代没有画廊,画家的画由“南纸店”代卖。所谓南纸,宣纸产自南方,到北京就叫南纸。在南纸店寄售的画挂在那,定一个价钱,如果有人买,就提成。我父亲就是从这里看到白石先生的画,打听到齐白石的住处。当时齐白石处境不好,带着儿子勉强度日。租一间小房子,北京的习惯是砌炕,晚上在炕上睡觉,白天卷起铺盖可以在炕上画画。画卖得也便宜,不像现在几十万几百万,可以买个大宅院了。打听到了地址,李苦禅和王雪涛一起去拜师,见了白石老师,把自己想法说了:“我们是学校里学洋画的学生,但喜欢您的国画。我们从乡村来,不会说什么话,现在没什么钱,等将来做了事情再弥补孝敬您。”说的是山东话,这种朴实劲倒是感动了齐白石,当时微笑着,点点头,表示欣然接受。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顾不得站的地方合不合适,就赶快磕头,生怕白石老人改口,结果磕头的地方太挤,又来的是两个人,我父亲脾气急,比王雪涛先磕头七八秒钟,头蹭在墙皮上,半个头都蹭白了。磕头起来,白石老人捂着嘴在笑。那时候讲师道尊严,老师在学生面前不能轻易笑,即使笑也要捂着嘴,白石老人每次笑都要捂着嘴。1923年秋天,李英杰就拜齐白石为师,成为白石门下的大弟子,后来王雪涛喜欢小写意,又拜王梦白为老师。从此,我父亲就经常到白石老人那里学画,一星期七天,拉三天车,能凑和吃的,其他四个晚上去白石老人那里学画,给白石老人撑纸、研磨。 

白石老人教学有一个特点,他说话不多,简单讲几句,然后示范。学生问:“兰草很难画,简单几笔,怎么画?”白石老人铺开纸,边示范边用湘潭口音的话提示,是表演、示范教学。语言是有局限性的,不要讲得天花乱坠,把评论家的话当教材,我是反对的。白石老人的教学就是这样的,话不多,一幅兰花,这一丛那一丛,既有笔法也有章法。齐白石很崇拜吴昌硕,经常拿来对比。李苦禅学习的时候就是这样,经常去看,在白石老人那里学到了传统,而且是不保守的传统,是一种不离开传统的创新。白石老人总画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场景,不熟悉的不画,尽量避开别人所画的东西。大家看到他常画蝌蚪、青蛙这类题材,古人不画这些,尤其蝌蚪。但是白石老人创造了世界上最小的、最生动的一个意象,他利用蝌蚪尾巴的波纹形,让你感觉到小蝌蚪游起来了,很生动。这小小的一点意象,把白石老人对家乡的感情、农家生活的乐趣、小时候在池塘看到的景象通过画面表现出来了。那青蛙哪里是青蛙,分明是在池塘边的农家孩子玩乐打闹嬉戏的乐趣,不是科学家眼里的青蛙,是意象的蛙。 

李苦禅艺专毕业的时候成绩不错,但他的油画在战乱时期遗失了,一张不剩,西画作品只剩三张水彩画。他的国画作品题的是“苦禅”,这个名字是学校同学送给他的,那是一位佛教信仰的同学,他说:“目前为止,你参透佛门苦行之道,不容易,人生在世第一步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苦,当你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苦,就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我们古代的大写意是受禅宗思想影响的一种表述、表露的方式,表述方式是禅意,表露方式就是书画,通过水墨渲染一种情绪、气氛,有所感发。禅宗思想在南北朝时期逐步形成,到唐朝成熟。如果没有禅宗就不会有狂草,比如常熟张旭的狂草,是禅宗思想产生之后才会有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字本身说明问题,而是在传达一种情绪,这个情绪是当时的情绪,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很高的境界。到了很晚很晚的时候,西方才开始梦见这种境界,但又说不清楚。因为他们的人文历史太短,而他们的工业革命来得太快,他们很多人都非常迷信所谓的科学,认为只有白种人文化是最高的,对东方民族的文化、白种人以外的文化并不重视,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是很厉害,看到并不是白种人的中国现在崛起,心里不是滋味。 

在这个时间过程中,李苦禅进行了中西合璧的尝试。中西结合是严肃的事情,不是撮合,不是随便运用一些民族元素。如果不是把这些元素有机融合,不能变成一种精神一种灵魂的话,这些元素就是表面的。比如说大型歌剧《图兰朵》,票房很好,热闹极了,加入现代“声、光、色”,里边的所谓“东方元素”就是浮于表面而已。请注意,我们自己不要说什么“东方”,人家白种人站在格林尼治线上说东方,我们也不要讲“黄种人”,我们的书上从来没有说自己的皮肤是黄色,我们皮肤的颜色叫“中”色,或者叫做“正”色,中者正也,正者中也,《易经》里有这词,就是正合适的颜色。外邦来夷礼拜天朝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肤色不同,比我们黑的叫黑人,棕的叫棕人,红的是红种人,白的是白种人,并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只是便于区别他们的国籍,安排他们的住处。大唐大宋时代就是这样,或者按照宗教信仰来称呼他们,有一拨人带着小帽,根据他们的发音而音译为“一赐乐业教”,就是以色列,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都保持着他的传统习俗,唯独到了大中华文化里就被同化了。 

汉文化有着非常了不得的力量,在我们国家内部的各民族之间也是具有这样的交融和包容性。中华文化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从三皇五帝之前开始,如浩浩长江一样绵延发展,没有休止过,全世界只有这一支文化是这样的;第二是宏大的包容性,在我们民族大家庭原来有几百个民族,后来逐渐形成五十六个民族,尽管以汉文化为主,大家互相包容,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只有尊重各个民族的不同,才能融和,如果非要让所有民族都要食某种动物的肉,那么可能就有很多民族会分裂出去了。我们必须互相尊重,才能达到“和”。在尊重自己文化的融合的同时不能闭关自守,起初是被强制开放,后来才是真正的开放。李苦禅在去世前讲,不要再提倡“中西合璧”了,“西”不能代表一切,我们自己的文化值得骄傲。北边俄罗斯文化很丰富,我们小时候受的苏联教育影响,所以对俄罗斯文化了解比较多。我父亲在留法勤工俭学会时学过法语(我留有1916年出版的法语教材),在当时的艺专他又学了一点英语。我写书的时候,回忆他讲过的这段历史:在老艺专的西画教室里,有三分之一的法语,三分之一的英语,三分之一的中文,讲着百分之百的油画。那时没有油画师资,老师都是外国人,捷克的教师奇斯、法国的克罗德,这两位老师非常热爱中国,为中国西画的早期教育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虽然当时学了油画和西画,但在李苦禅的头脑里,还是要为中国画服务的,把西画的好的东西融合到我们中国画中去。则要浅。苏东坡说,“博学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博学,在用的时候约取,比如做老师,备课的时候准备充分扎实,讲课时候深入浅出。 

还有一种情况,(示范)把鸟的眼睛画成一个长条,很善良的样子,就像羊的眼睛是个横条,猫的眼睛是个竖条。有的人画猫眼是圆的,我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属鼠的?只有老鼠能看到圆的猫眼。”点睛在技法上是很重要的。我想让大家理解,中西合璧,从浅层到深层,都有可操作性。但是,从临摹到临摹是很不好的风气,忘记了生活是我们的老师,忘记了从大自然中汲取营养。最生动的形象不是来自于画谱,而是来自于写生。李苦禅的教学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经常画速写。我13岁就进训练班画速写,后来上大学,教学生,直到退休,我一直在带学生画速写,可以非常自信地说,我的速写堆起来比我一米八零的身高还要高,“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同学们休息时候互相比,你画几张我画几张,无形中形成一种压力,如果画得比别人少你会很亏心。当时学习非常严格,氛围非常好。我非常感谢丁景文教授当校长时的美院附中,他曾经在延安当过毛主席的卫士,是一位很负责任的校长,内行的校长。他随时会出现在走廊里、教室里,出现在素描教室,绕着学生看,看着看着走到同学身边,“你先起来,在这个位置看看,你看,这条线画歪了一点,跟垂直线比,是否偏了5度?好,我起来,你画。一会我再来看。”走到另一个同学那,“你画的这个细部,每个细节都很好,可是你忘了我们画的是圆雕,不是浮雕,你没把后脑勺画出来。也就是虚实关系没表现好。”大约过20分钟,他又转回来了。“恩,你这个线比刚才改得好一些,不过还要来一点。”甚至亲自拉一条线。又来到另一个同学那,“你怎么只能实,不能虚啊?”然后用手指“嚓嚓”几笔,一抹,“你看,怎么样?”啊!这才是校长,他不只是谈一些宗旨,空洞的创新。我们的世界,每天都有新东西变成旧的,要在旧的基础上去新,我觉得,现在很多艺术院校的校长或系主任,还是应该保持这样的优良传统。那个年代在附中的三年,国画、油画、版画都学,甚至还学雕塑,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苦禅老人教学的时候认为造型很重要。(示范)比如画鸟的腿,他就带着学生去写生,把关节、脚掌都画出来,脚趾下面软一些,像人的鞋垫,腿的结构上面细,下面粗,不同种类的鸟,爪子的形态不同。开始时画标本,静止的,然后再画动态的速写。在掌握结构之后,用毛笔写出来,结构出来了。再用篆书的笔法行笔,不能喘气,一喘气,鸟的腿就折了、软了。到脚掌处顿笔,再从趾尖到脚掌连起来,前面的脚趾间角度大,后面的小一些,这就是透视,任何结构都是透视中的结构。后脚趾从脚掌下来,不能平行的。如果画人体要求更严,尤其女人体最难画,如果结构不到位,像吹起来的气球,很难看,如果结构过于清楚,则缺乏女性的柔美。什么都要有个“度”,尤其把传统的语言、西化的语言混合在一起的时候,谈颜色的时候,讲究“调子”。有的人画画不懂调子,画牡丹花,大红花直接翠绿叶子,这个补色之间的对比不协调。白石老人就把它改成墨叶,墨色能镇住一切颜色。纸是白的,黑、白、红的关系最永恒。世界各个民族都自然地形成一些成套的颜色,“黑白红”就是一组,放在哪都合适,穿衣服配个围巾也好看。商朝时候就知道这样颜色,妇好墓出土的陶瓷品就是黑白红。中国书法白纸黑字,加上红色印章,很美。中国有自己的色彩观,唐朝张彦远说,墨分五色。墨用好了感觉就有色彩,我们也可以结合西方色彩观,借鉴西方的调子,多借鉴其他民族的东西。俄罗斯、欧洲、南亚岛国也好,印加文化、玛雅文化也好,最后都是要为中国画的发展创新来服务,这样才能保持住中国画的特点,保持中国画的生命力。重复前人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正常的生物现象。其实道理并不深奥,却常常搞成“继承”和“创新”势不两立,结果产生两个极端,一个绝对保守,一个彻底否认传统。 

写意画特别强调“写”,况且我们有书法这个取之不竭的宝库。苦禅老人为了加强写意的“写”,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收集了大量的金石拓片,每天坚持练习书法,直到去世前六小时都在摹碑。他不是简单抄碑抄帖,而是通过自己的笔在触摸金石的美,体会金石的美,融入自己的写意手段。我们看到的全世界大部分的绘画,给予我们的是结果。《蒙娜丽莎》很美,但是没有笔触,看不出过程,一个手指纹都没有,到现在还是个迷。油画尤其古典油画,不强调过程,只注重结果。逐渐地,他们开始醒悟了,或者从东方艺术反照自己,开始强调手段和技术。荷兰画家伦勃朗,在暗部画高光的头盔,几笔亮色,让人感觉钢盔当当作响的良性错觉。到了印象派大师就完全意识到绘画手段的重要性和技巧本身的表现性。比如画夏天的麦田,大家是否有经验,夏天抢收麦子的情景,热啊,大地在燃烧,印象派大师就用S形的笔触来画麦田、天空的云,大地蒸腾的感觉。它把人的感情通过这种手段融入画中,这是一大进步。 

所谓“写意画”,画是写出来的。那么写出什么形象呢?意象。这个词在中国的历史很久,但现在流行的一种词叫“抽象”,这是一种翻译的错误,造成谬误和讹传。大家注意,只有“表象”和“意象”我们眼睛可以看得见,在进行高等思维的时候,表象、意象就有局限性了,要把它抽象化,抽象了的意识眼睛感受不到。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至少在唐代,那位西天取经的和尚在他的论著中谈到,人看大千世界有五识,“眼、耳、鼻、舌、身”所有这些是表象、具象不能进行高等思维。第六识才是意识。“意识”是用心来体会,这时具象、表象就模糊了。比如“思想、观念”这些词都是抽象的,不能量化。可惜早期翻译从日本过来,我们挪用他们的,把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创作的风格称为抽象派。我想不通,抽象的艺术,逻辑上讲是眼睛看不到的,那怎么是绘画呢?其原意是“抽取”的意思。我不懂法文,问过吴冠中先生,直译是“不要眼”、“非眼睛看到的正常的样子”,显然就是抽取了非正常的形象。毕加索说过,没有所谓的“抽象”,我只是从这里抽一点,那里取一点,然后加在一起。这就说得很清楚。可能日本汉学家水平比较低,翻译成抽象。我们有好多词是日本翻译过来的,包括“革命、干部”等,造成很大的误解。“抽取”是综合性的,再按照“意”来组合,就是“意象”,以意为旨。我们中国人从最早字画不分的时代就特别重视意象,几秒钟就能看几千年文字演变史,全世界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字,不像埃及文、玛雅文那样猜密码。苦禅老人讲,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意象就是我们的民族图腾——龙。世界上本来没有龙,我们祖先非常聪明,创造了龙的形象。“龙”其实是尊崇天的形象,用有形形象来标示“天”,天有一种阳刚之美,就把天地间有阳刚气节的零件组合在一起,马牛一样的头,鹿的角,鲤鱼须的延长,还有鬃毛的延长,蟒的身子,鱼的鳞,背上的鳍像大型蜥蜴动物,四肢是食肉动物、猛兽,爪是鹰爪,尾巴穗取自传统吉祥兽,旁边配上火苗子和云,显得很神圣。正如《易经》乾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一种阳刚之美。世上本没有龙,是我们的祖先创造了龙,这就是意象。 

因此,写意画是写出意象的画。白石老人的虾在动物学家眼里找不到根据,世界上并没有这种虾。写意画也不神秘,是写出意象的画,关键是你的“意”能不能深入,能不能厚重。需要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有了文化修养,“意”就很丰富。丰富不是复杂,同样是博学而约取。白石老人的蝌蚪最简单,就一笔一点,不能再简单了,可是他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让人回味无穷。他用笔很简,就像诗一样,没有多少词语,很美。现在很多流行歌曲、爱情歌曲,歌词拙劣,格调不高。如果你愿意写爱情歌曲,古代《诗经》就有,《卫风•伯兮》里就有描写一位女子思念久出不归的丈夫:“自伯之东,首如飞蓬,乞无膏沐,谁适为容。”意思是,自从我的丈夫出差到了东边,我每天头发乱蓬蓬,浑身懒焉焉,我哪里是买不起那些时髦化妆品,请问这世界上有谁配得上看我化妆的脸?多么纯洁的诗歌。我的老师文怀沙讲,爱情是人类的一种崇高情操,不是等价交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付出,甚至连生命都可以付出,不需要回报,如果是等价交换,就称不上真正的爱。《诗经》里面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在一片木瓜地里约会,小伙子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情,拿一个信物送给姑娘,顺手摘一个木瓜扔给姑娘,姑娘不认为这是只木瓜,而认为这是心爱的人给他的礼物,是爱情的信物,同时也要送给小伙子一件礼物,送什么呢?事先没有准备,身上带一个玉佩,名叫琼瑶,就扔出去了,小伙子抓在手里。原诗是这样的:“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我哪里只是为了答谢你啊,而是希望我们的感情永远长久地好下去。就是这样,很朴实、很单纯。可是现在的流行歌曲,嘶哑的嗓子喊着吼着,那个劲啊,难受啊,痛苦啊,他们不懂爱情的崇高,怎么能写爱情诗呢?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文化修养,那么所产生的意象可能很低劣。有的人体画很恶心,把人动物化了;有的很圣洁,这就是跟作者本人的修养高低有关。所以中国传统写意画就要叫“文人写意画”,最好不要叫水墨画,那是相对于早期英国水彩画而言的,当时水彩画是单色,用褐色或墨色,以水色画风景,后来加入淡彩,再后来用颜色直接画。所以不要把水墨画混淆于水彩画,还是给它应有的名称——中国写意画,最多分类大写意、小写意,最好叫“中国文人写意画”。 

写出意象,苦禅老人一生为此奋斗。“意”,首要重在人格。我们传统文人讲究风韵、气节。大节不变,大义凛然,其实干哪一行都要注意这一点。在书画界特别强调,书如其人、画如其人,作品就是人的外在表现。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语言是你心灵的声音。广义去理解,作品反应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作品,统一的,所以过去特别讲究人格,自我约束,自我修养。人是有两面性的,甚至三面,我们最好做到以一面为主,融入人类的群体,不要成为孤独的个体。所创造的东西能够让大多数正常的人类有共鸣,而不是仅仅自己明白。绘画有社会责任感,距今一千五百年前,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开章明义就讲:“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他的意思是,绘画可以成为我们社会智育、德育、美育的一种辅助方法。我的理解是,它可以为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像我们常熟为什么能出这么多有文化成就的人?就是我们前人在不断地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这样的人文环境像磁场一样磁化我们。我昨天听到图书馆馆长说的话很感动,三点半孩子放学后去他图书馆看书,家长五点半接孩子。这段时间如果孩子满街乱跑,不要说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而且可能去接触一些无聊的东西,图书馆把孩子集中到一起看书,只有益处,家长非常放心。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常熟这个地区经过了几百年,上千年所创造的人文环境,是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产生的。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些好的东西,最需要的东西,往往是不自觉地。其实一些很美好的东西,往往看起来很平凡,潜移默化起着作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你看这里的樱花开得多好,这里的气候使这里的樱花比北京好看得多,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作为文化人,需要自觉地接受这样的环境,并且要自己去营造它。 

时间关系,最后还要举个例子来说明“意象”在我们艺术中多么重要。我的父亲是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把京剧(“意象曲艺”)引到学校、课堂。不是看戏,他认为不懂得写意就不懂写意文学,不会写意绘画。到我这一代,文革时期就对京戏不懂,只知道样板戏,那只是加了京剧唱腔元素的话剧,不是写意的艺术。真正写意的东西在其他艺术门类里还有,我们于是把曲艺作为教材,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挪到课堂里。今年是虎年,比如在“武松打虎”这出戏里,武松看到的老虎和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按表象来说是一样的,但是按意象来说是不一样的。我们花钱看到笼子的老虎,它看着你不会伤害你,而武松看到的老虎马上会危及他的生命,因此有特定的意象。就像曹操在战场上受到惊吓时看到的张飞,和我们舞台下面看到的张飞是不一样的。它是夸张的,并且夸张得很合理。但是要记住:要到群众中,到生活中,到传统中吸收应该吸收的营养,你们就是中国艺术的未来! 

最后我补充一点,现在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段和平时期,条件太好了,因此要格外珍惜这样的条件。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在我的记忆里是最好的,但另一面,现在下苦功的人少了,我们没有好的条件的时候,反而逼着自己抓紧时间学习,现在能看的书那么多,反而没人看书了,一敲电脑就能得到的知识,却不去敲,现在如果要学国学、儒学,不要买书,网络上打开孔子网页就全出来了,国家图书馆是你们家的,条件多好!还有中国美术馆的藏画在常熟美术馆展出,那不是随便能看到的!所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人文环境,人的修养这么好,苦禅的画展在这里开,值得!现在同学下苦功少,所以我要补充这一点,学习要下苦功夫!自己给自己制定学习计划,列出一个书单。在年轻的时候,多读一些经典的东西,少读时髦的东西,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眼是心灵的窗户,顾恺之讲,“神在阿睹中”。什么意思呢?这是方言,“阿”是代词,他手指着自己的眼睛,“神在这儿!”所以古代画画很注意眼睛的表现。(示范)一般来说,鸟的眼睛的生理构造,瞳孔在正中。但是在画画时就有所变化。八大山人把眼睛点在上头,白眼望青天,还有点在前方,感觉很有神,是人格化了。我还发现八大有一张画,把眼睛点在下面,题字:怪鸟人独看,这就给我留了个机会,古人唯独没在后头画过瞳孔,那么我就画在这吧。这是滑稽的感觉,就像卡通片,画眼睛中间有个高光。我父亲画的鸟,瞳孔是两点,同样是用中国写意画的方法写出来的。我们说,西画是画出来的,中国画是写出来的,是用书法的手法写出来的。行书、草书“啪啪”点上两个点,就加强了眼神的光感,这就感觉更有神了,但还是中国写意画的范畴,这就是融合,不是撮合。现在很多采风活动,出去拍几张照,回来就像《图兰朵》那样,加上一堆骗人的包装,回味起来其实没有多少思想内容,没有很深刻的审美内容。比方说,从少数民族采风回来,不管什么民族,穿上花一样的衣服,我称其为“百花脐放”——把肚脐露出来了。中医养生学是有讲究的,人体有些部位是怕风的,肚脐的神阙穴就不能招风。所以说,继承传统首先要尊重、了解传统,不是随便去篡改和舍弃。传统的中国文人往往涉足多方面的知识,是综合性的。传统文化就像金字塔,在沙滩上建宫殿,底盘很大,尖很小。远看并不高,可是骆驼走过就知道它很高,用的时候把金字塔倒过来,那个劲,扎什么都能扎透。我不搞金融,也不懂金融,但是在索罗斯风暴的时候与一些金融大鳄对话,用中国传统思维谈金融,他们竟以为我是学金融的。 

李苦禅认为,中国画家不是职业型的,是事业型的,西方画家是职业性的,专业性的。画画就是画画,麻醉师就是麻醉师,外科医生开刀,分工很细,各司其职,麻醉师不来,他不能开刀。中国画家首先是一个中国文人,画的画也叫中国文人画,是有文化内涵的。文化都是相通的,我们理解问题触类旁通,理解得快而且深,表现出来。